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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云儒:由復蘇到復興——改革開放40年陜西文學的個人記憶

文章來源:陜西作家網發表時間:2019-01-31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這些文革中的下放干部紛紛落實政策,回到原單位。我也重操舊業,回陜西日報當了文藝編輯和記者。文革中被撤銷的中國作協陜西分會和其他文藝家協會重新恢復了,不久改名為陜西省作家協會。下放各地“干校”和農村的作家藝術家和協會工作人員陸續回到原來的崗位上。

  我記得1978到1981,文藝重又復蘇的那幾年,我參與報道了許多為作家作品甄別、平反的活動,柯仲平、馬健翎、胡采、柳青、王愚,一個個摘掉了強加于他們頭上的種種不實的帽子,被“解放”出來,重新工作和寫作。記憶最深、規模最大的一次,是為杜鵬程同志和《保衛延安》平反、恢復名譽。這是文藝生產力的一次大振奮,一次大解放。

  在解放老作家的前后,《延河》雜志復刊了,又調進了一些編輯和創作力量。有了園地,陜西的文學創作力量開始聚集。1978年,賈平凹、莫伸雙雙斬獲改革開放之后第一次全國性文學評獎一一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在他們身邊,聚集著路遙、陳忠實、鄒志安、京夫、蔣金彥、王曉新等中青年作家的身影。他們和重新拿起筆的老作家們一道,實現了陜西文學的再次起跑。

  改革開放以來陜西文學的發展,我覺得大約有這幾個階段一一

  第一階段,我把它稱為“兩代接力”的階段,基本上是改革開放后的前十年,就是上面說到的那幾年。

  第二個階段,是“陜軍東征”階段。基本上是八十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紀初葉。這十多年中,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高建群、程海,還有京夫、鄒志安、葉廣芩、劉成章、紅柯、孫皓輝、楊爭光、閻安、吳克敬,和谷、方英文、馮積岐、王蓬、冷夢等新一代中年作家群體整體亮相,走向全國。有的已經在文學史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有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改革開放初撥亂反正和西潮東漸時期,陜西為什么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和后來的現代主義思潮都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風行一時?雖然這幾方面也有好作品,像白描寫北京知青在陜北插隊生活的《蒼涼青春》影響就很大,但總體上沒有形成大氣候。我認為這是陜西作家一貫的傳統和內在素質決定的。在社會風云和美學思潮的變幻中,他們始終沿著現實主義的路子走著,沉潛進民間生活之中,有的去基層掛職蹲點,有的埋頭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很少趕風潮,或用某種理念圖解人物形象,或在思潮的變化中翻燒餅。幾年過去,他們帶著作品從底層來到省地,來參加太白短篇小說研討會、榆林長篇小說促進會和一些作家作品討論會。他們一直切切實實沉浸在自己的藝術勞動之中。這是沉厚的生活給予陜西文學的定力。這種定力是日后出現“陜軍東征”的一個內在原因。“陜軍東征”之所以出現,我感到有這么幾方面原因:

  首先是本土文學的實力所致。陜西新、老兩代作家,在代際傳承完成之后,中年作家中的實力派,形成了強烈的亮相沖動和亮相實力。1986年路遙他們策劃的陜西作協長篇小說促進會在陜北召開,就是一次戰前動員,吹響了沖鋒號角。大家都在登山,多么需要鼓勁啊!

  其次是全國長篇發展的大勢所趨。從全國長篇創作的發展來看,改革開放的前十年總體上數量較少、質量不算上乘。所以,文學創作在“文革”中斷了十幾年后,集群性的拿出新作力作,是全國長篇創作的大勢。陜西以自己沉穏的蓄勢,搶占了先機,一下拿出五部長篇佳作,產了集群性效應。

  再就是新時代對好作品、大作品的呼喚。改革開放十多年了,文學已經走出了初期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的類型化,進入新時代生活的新常態。時代呼喚有力度有深度的大作品。十年說短也短,說長也長。應該是文學對時代做出呼應、作出交代的時候了,應該是作家用大作品來回饋時代的時候了,毋庸諱言,陜軍東征名聲大噪,迅速引發全國性的爭論,和一開始就卷入了對于《廢都》和《白鹿原》的所謂性色描寫以及社會政治評價失當有關。這些爭論在本質上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思想和美學思想的兩種傾向:是習慣于過去,還是走進新境界?爭論因此遠遠超出了文學范疇,引發了整個社會的關注。而最后的結局,無論對作品還是對作家,都體現了“雙百”方針的寬容。兩部作品、兩位作家都獲得了業界和全社會加倍的認可。這次爭論,使我們這個剛剛從極“左”思潮中掙脫出來的社會,開始能夠適應不同意見、不同看法;也給領導者提供了一個對待思想文化問題以疏導為主的理念和方法,對改革開放之后文藝新局面的形成起了促進作用。

  這是新時期關于長篇小說創作的第一次大亮相、大爭論,它確立了陜西文學在全國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提升了陜西文學的品牌效應。

  第三個階段,“后東征時代”。陜軍東征一馬當先,使陜西文學再度沖上全國第一平臺之后,逐步形成了五大板塊。每個板塊都在原有基礎上有了提升。

  高原板塊一一主要由寫陜北生活的作家作品構成。他們把原來對陜北革命歷史生活和文化風情的反映,升華為生命的宣泄、感應和激越的吶喊。

  平原板塊一一主要由寫關中生活的作家作品構成。他們也將過去反映農村生活內容的作品,轉化、提升到以反映農村變革為主的黃土地文明的轉型這樣一個層次,進入了解剖村社文化深層結構的層次。

  山地板塊一一主要由寫秦巴山區的作家作品構成。他們也有了提升。由寫山區生活風情到寫山地文化流脈,再到寫山本生命,寫山之本原、山之本來。他們筆下的山已經不是地域,而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寓象。

  西部板塊一一主要由寫西部生活的作家作品構成。有著高遠闊大的西部情懷,濃郁而蓬勃的詩性浪漫色彩。他們把西域游牧文化的動態感、交匯感、豪放感,以及西部人神圣的生命感,注入自己作品的內里。要指出的是,這個西部板塊文學開始的其實很早,在“后東征”之前的八十年代,這方面的創作實踐與理論研究已經開始。創作由高建群《遙遠的白房子》始開先河,研究以陜西承辦證第一次中國西部文學研討會為標志。西部文學、西部電影、西北風音樂形成熱潮。文藝的西部板塊是中原地區農耕文明和西部游牧文明在沖突中的融接,是現實主義和詩性浪漫主義相融合的成功嘗試。到了今天,這個板塊又是中國文學通過絲綢之路和國際交流的一個重要通道,很值得我們重視。

  都市板塊一一都市文學在陜西原來不太興盛,此時漸成氣候。最早有葉廣芩的都市家族文化系列,不久中青年作家便跟了上來。近幾年值得注意的是陳彥的崛起,他以兩部長篇集中描寫了長安城里大秦腔的主角、配角和后臺人物的幕后生活。戲臺小天下,天下大舞臺,作者通過舞臺生涯寫出了大天下,寫出了都市底層人命運的酸甜苦辣。一座西安這個古都,沒有自己的都市文學作品是不可思議的。

  第四個階段,我稱之為“新紀新變”或“新紀新人”階段,是21世紀以來這十五六年,主要由70、80、90后的青年作家在經營。這是又一個代際交錯、傳承發展的時期。上一代作家中的精華加上更新一代的精銳,像陳倉、寇輝、周瑄璞、王妹英等等很多人,組成了新世紀陜西文學的新方陣,構成陜了西文學的中堅力量。

  近十幾二十年,我轉向了西部文化的研究,對于這一部分作家和作品,已經不很熟悉。在我的感覺中,由于現代網絡媒介導致的地域性的淡化,以及專業創作色彩的淡化,將他們稱為陜軍第二代恐怕已經不是很確切了。在一個交流無比快捷而充分的時代,地域性淡化了,超越地域共有的文化色彩卻大幅提升。這是時代潮流使然。他們的作品雖然讀得不多,每有閱讀,看到他們致力于新的探索,內心總是滿懷喜悅,甚至傾慕。

  總的來看,四十年來的陜西文學是穩健的走向開放,走向創新,走向現代,相當有生命活力。創新的步子也許慢一點,有時并不顯山露水,但不趕時髦,也少有反復,一直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高層次探索的一個平臺,是中華文明的深層次開掘的一個平臺,也是人類生命層面上作審美感應的一個平臺。 

  (本文節選自《延河》“慶祝改革開放40年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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